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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丽厚

与中文的缘分-在雨中阅读
与中文的缘分
杨河山
与中文结缘应该是很早的事情了。因为父亲是语文老师,所以在他的要求下,从小就开始读唐诗宋词,还有毛主席诗词。(在1966年前后读毛主席诗词是很自然的事)。我背诵的第一首诗词是刘禹锡的《陋室铭》,并不知道其中的意思,仅仅是背。在背诗词的同时,从六岁开始学习书法,主要是柳公权同时也有颜真卿。记得父亲下放到五七大学,在那里看守那几座几乎空置的黄房子,于是我便跟他一道住在了那里。每天几首古诗,或宋词,那段时间确实背了不少。父亲说,中文需要童子功,现在不需要知道古诗的意思,等到以后,自然就知道了梁镱凡。
因此在1966年至1973年间,虽然人们摒弃了古典文学,视唐诗宋词如敝屣,但我始终一个人偷偷地在学习,并且从中不断得到美的享受与熏陶。那个时候还接触不到艾略特与叶芝,父亲也不精通此道,所以始终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打圈圈。《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甚至包括四书五经,几乎每天都钻在里面出不来。以至于有人说,这孩子看起来像个老夫子。
印象中在小学上语文课的时候,有个络腮胡子的老师每天上课都需要看着我,看见我高兴他就很自信,看见我蹙眉,表示疑惑,他就得想想是不是哪里讲错了。有时候即使讲对了我也蹙眉,看见他犯嘀咕的样子心里好高兴了。后来老师跟父亲说,让这个孩子跳级吧,我教不了他了。学校建议连跳两级,但父亲怕我累,只是同意跳了一级。
因为随家下放,我家在六年中一共搬了八次家。父亲不愿意参与人整人的运动,所以图个清静,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印象中,父亲召开了一个全家会议,说要安家的地方有一个火车小站,每天都能看见火车,有一片松林和一条河流。说的这么好自然高高兴兴地跟着走了,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应该说,在全家流放的日子里,读古典文学作品似乎中止了一段时间,至少减少了许多。这是因为,父亲需要干全劳力的农活,挣工分养活全家,因此没有心思和精力再让我做这个,另一方面,乡下没有阅读的氛围和条件。那个时候,生存是唯一需要关心的,何况学习在当时没有出路,当时提倡不学习而是如何搞运动。
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对中文的偏爱。在那些条件简陋的泥土房教室里,各类课程中我最喜欢的仍然是语文。每次发新书,我都第一时间把语文课本从头读到尾,然后再读。好像无论在哪里上学,我都是语文课代表,那些书本上的文字,总是没学就都会了。
1973年,我上了中学,在绥化第五中学就读。这个时候我家仍然在绥化新华乡下放,距离县城五公里。因此每天我都需要上学步行五公里到校,放学五公里回家,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没有自行车,更别说汽车,每天步行确实特别辛苦。遇到马车牛车,车老板好心会载你一程,遇到凶恶的,会给你一鞭子。在第五中学我的语文仍然很好,记得每次语文考试,我都需要先给班级的几个王子(意即无人敢欺负的头头)先答好试卷然后再答自己的,每次还都答得对。不然就会收到欺负。在第五中学是噩梦般的日子,很多时候在泪水中度过。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好好学习,提倡白卷光荣。记得每天我很早就来到校广播室,掰开那个铁按钮,打开亮着几盏灯的扩音设备,开始校园广播。我读的都是报纸上的社论,消息,也有部分文学作品,我那有点尖细的没有发育好类似女孩儿的喉音,每天都在校园里回荡。而到了学校的运动会,我都坐在主席台上,与校长书记并排,播放各个班级提供的那些运动会稿件,大多数是所谓的“诗”刀豆烧肉,其实是顺口溜。而到了全县运动会,在北门运动场,那是全县的一件大事,我都代表学校为大会供稿,仍然是所谓的“诗”其实是顺口溜。印象中,有一年全县的运动会,开幕式的前导词是我写的恋爱准备室,学校的老师纷纷竖起来大拇指。
整个中学时代对于我来说是顺口溜的时代,除了运动会,在某些不喜欢的课堂上,比如数学化学和物理,我都给附近的同学写顺口溜,无非是埋汰他们如何如何。看见他们颓丧的样子感到很高兴,他们说不过,课后便加以回报,很多时候在课间遭到欺负,弄得满身尘土。高中时代对于我同时也是朗诵和唱样板戏的时代,在各种大型活动中我都是领颂,与刘丽荣,一个女孩儿。而样板戏我也唱得有模有样,基本都是男一号。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等都唱过,在县电影院,全县唯一的娱乐演出场所,记得我与常青唱过《红灯记》,获得很多掌声。
有一首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1974我们是这所由两排黄色砖瓦平房组成的
普通中学的学生。第五中学,我需要每天步行二十里路,来到这个位于城市西郊的学校,兜里揣着
两个玉米面大饼子,一包咸菜。
我们不是学生是混世魔王,陈姓同学,
一个秃头,贼溜溜的大眼睛转动,
转动,露出猎狗一样的豁齿。
“咋地?X你妈”!他对物理老师说。
这个老师曾是个军人,气得发抖,
嘴角出现白沫,脸上几粒麻子涨得发红,像冬夜的星星。学校的北面
有一个砖厂大坑,西边和南边就是菜地,
或者根本撂荒,不生长任何庄稼,
只有几棵胳膊一般粗细的树在风中摇晃葬尸禁地。
“C某某,你说说什么是氧气”。
李姓老师提问。“不知道”。引起一阵哄笑。
“苍蝇上去都劈胯”。老师这样形容
某同学的头发,他打了发蜡,
乌黑发亮并散发出一阵阵水蜜桃的香味龙之少年。
他高高的个子,眼睛与鼻子四周
有点红,据说后来变成了一个强奸犯。
教室中央有个汽油筒改制的炉子,
里面出现火焰,黑烟从几截伸出窗外的
炉筒子里冒出。墙上有我以毛笔
字书写的大字报,(我六岁开始学习书法),写的内容类似批林批孔异龙花都,或者学习
黄帅张铁生。
下课了,铃声像虫子在叫,而以前有人用锤子敲击半截铁轨。
我们在校园里奔跑,而我又一次被盘在了树上。
这是某种刑罚,这个时期我流了
不少眼泪。有的同学身材特别高大,已经开始注意女生的乳房,
有的同学早已偷偷瞄某个好看的女生。
然后又是上课,这一次是俄语,“布鸡沃特拿鸭思憋斯大”,
有人用汉字这样标注。而另外一些同学,
去了西北角的文艺室,他们去唱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而我出演的全部是男一号:李玉和,郭建光,还有杨子荣,
奇怪的唱词以及更加奇怪的唱腔,
配上京胡的伴奏特别刺耳。陈凯师那个时候最时髦的是黄军帽,
黄色军大衣,好像我们就是军人申小梅。
确实有时候我们高呼口号,
端木头步枪练习突刺刺并喊”杀”,
声音洪亮而阵容特别整齐。我们在校园盘旋,像一群猫头鹰,
而我还需要准备好我的稿子,明天早晨七点半,我需要早点来到
校广播站,打开电源,掰下一个
铁棒让一部长方形的扩音器
发出电光,然后开始播报最新的报纸社论。声音有点尖锐,有点像女声,
有时候也会读读诗歌,但充满了火药味。
我听见我的声音在学校的铝皮
大喇叭里传出,并在这个由两排
黄色砖瓦平房组成的校园里
回响。
而文学,那个时期的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文学,至少与我们现在的不可同日而语。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那是封闭的畸形的病态的甚至是荒谬的文学,但即使如此,也曾带给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孩子们许多美好的记忆。我不记得中学时代我都写作过什么,所写的日记,并不是日记,更多的是口号。所写的顺口溜也不是文学,顶多属于恶作剧,但似乎是以诗的形式。印象中我公开发表的第一件作品,是纪念毛主席逝世,我写了一首长诗,给了县文化馆,他们把这首诗发布在县城一条最繁华马路边的展示板上,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看到。
这个时期,父亲开始教我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他是这方面的行家。记得我在中学时代,就已经通读了父亲大学时期的古汉语与现代汉语教材,并且全部掌握了其中的观点,无论多复杂福州黎明中学,对任何句子,都能分析出个一二三。这样的学习为我大学时代的专业方向提供了借鉴,那个时候我一心专攻语言学,立志做一名中国的语言学家。
真正接触外国文学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我家住在北二道街一个临街的房子里,对面是一家汽车公司。他们的那个土房子不知被谁掏了一个洞。有一天,我把手伸进了那个洞里,意外地摸出几盏带着玻璃罩子的煤油灯,此外,还有几本书。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一本《世界经典寓言童话集》。我还记得里面的《小布头奇遇记》,《大林和二林》,《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充满奇妙想象的童话文学作品为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我一遍一遍读,所有的书页都翻烂了就像拖布条那样碎,仍然舍不得扔掉。
1977年8月,我高中毕业,当时对学习的前途仍然悲观失望,因此父亲给我买了一套木工工具,比如凿子格尺刨子锯,准备当个木匠。如果没有不久以后的高考,说不准我会是一个不称职的木匠,为一些客户制作木头炕琴,衣柜和饭桌子。记得我背着县里送的灰色毛毯,坐着敞篷汽车,向这个县城里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我写了一首长诗,放在了肥皂盒里,送给了中学时代我比较在意的两个(或三个)女生,每个人还有一面镜子。然后我走向那个并不属于我的地方——绥化县四方台腰屯青年点。在来到青年点之前,我还写了一个散文,寄给了省内某个文学杂志,(好像是《北方文学》?)并没有发表,退稿的时候稿件返回到了青年点,引起那里知青们的注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报到,但他们都知道,这里将会来了一个喜欢摆弄文字的孩子,干活未必在行,但将来这里的报告什么的都会让他完成。
1977年,在17岁的时候,我特别幸运有机会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高考,而在此之前,已经十年没有这样的考试了。当时我在绥化四方台腰屯青年点挑水,准备盖个猪圈。我每天需要从辘轳里摇出来一桶桶水,然后经过一个缓坡,将水倒在远处的泥堆里。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参加高考的通知。记得1977年的高考分两轮进行,即初试和复试贝才网。初试我语文打了99分,且字迹工整,据说在绥化地区排名第一。然后我们返城,准备真正的复试。父亲为我制定了考试战略:语文不用复习了,不会差。数学不用复习了易通宝,不会好。需要全力做的就是政治历史和地理,必须把所有的都背下来。
有这样一首诗。
高考我试图拼命挤入一辆从我面前驶过的
火车。一辆火车,看上去很美,
它草绿色的车厢此刻并没有人
却有很多座位,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进入。我没有票,努力想争取一张
但似乎并不容易,我衣衫褴褛
重要的是我一无所有,我曾是一个
无知的叛逆者,一个流浪汉
农民,有可能成为一个不称职的木匠,
(我已经购买了凿子刨子木工尺
和一本书)我曾特别绝望,而火车就在眼前,它覆盖着积雪的铁踏板就在不远处缓缓移动并且给予我力量。我在积雪中奔跑着,
当我奋力走入车厢,发现自己
正在告别以往的悲惨处境,
而苍茫的远方向我发出亲切的呼唤。
记得那段时间,我夜以继日地背李世民游地府,那些我仍然不懂的东西。在木头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候还坐在路边横卧的大树上。隔壁董大爷从我身边经过,都没有发现,脑袋都在那些厚厚的复习资料里。董大爷说,这孩子肯定能考上大学。直到最后,所有的复习资料我几乎倒背如流,以至于父亲随便从任何一道题里找出任何一句话,我都能顺着把它背到底而且一字不差。高考前一周,父亲给我押题了一个作文《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篇。1977年,我穿着黑色双排扣半大棉袄哭诸葛,新剃了头,推着大金鹿自行车,(这个时候有自己的自行车了),来到了绥化三中考场。我将接受国家对我学习能力的考验,而这次考试,将改变我一生的命运。考试很顺利,没有想到,高考语文的作文就是这个题目而且一字不差。而政治,一窍不通的我竟然考了大学同班同学中的最高分。
1977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开始填报大学志愿。所有的第一志愿几乎全部都是中文系。不久,我接到了黑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致命感冒,成为这个学校七七级中文系年龄最小的一名学生。那一年我十七岁。
有一首诗写的就是这非凡的一年。
1977年
我必须为这一年写一首诗,
在那寒冷的冬天,丁香花尚未绽放,天空飘满了三角形的
雪花。我穿着一双农田鞋,拎着破皮箱,
走进这座城市,心中充满了喜悦,
以及对未来的希冀。石头路上,
摩电车“咣当当”驶过来了,
像紫红色的僵硬的虫子,头顶冒出淡蓝色的
火花。这一年格外寒冷,但寒冷
的日子似乎已到尽头,路边已有积冰,
反射出尖尖的屋顶,和微微摇晃
的波光。我走在路上,与我年迈的姑父,
(如今他已经去世)我们一起
走过那些老迈的街道,途经整齐的白杨树,
而这些白杨树已于1998年被伐掉。
哦,这一年,我17岁,不懂爱情,
但怀有对异性的好感,和青春的骚动,
走在街上,我发现这城市的
女孩儿真的很美丽。她们涂着口红,
身上散发出廉价香水浓郁的香味锦鸡叫声。
这一年,我刚从噩梦中醒来win7主题,
十二月的阳光刺痛了眼睛,并照亮了
灰暗的内心。这是一年的岁末,
某种东西即将结束,新的即将开始,
而将要来临的,直到后来我才完全了解
其中真实的意义。
在大学期间,我系统而全面的学习了中文的全部课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与博大精深的中文结缘。大学四年期间,我始终努力学习,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同学们很多年龄都比我大了许多因此把这个荣誉让给了我),最后因为连年三好生成为了校优秀毕业生。在最后的毕业仪式上,我又代表全校的优秀毕业生以及所有同学发言,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育。应该说,大学时代我最大的收获,并不仅仅是系统学习了中文的全部课程,更重要的是,我有幸由此认识了一批中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代人,他们历经苦难,但始终心存理想与抱负。他们的青春曾经虚度,但他们的人生始终精彩。他们桀骜不驯,但内心火热永远充满激情和梦想。因为高考,我有幸成为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自此,我开始真正与中文结缘,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进行诗歌写作幽浮目击者,真正开始诗歌写作的时间是2010年,但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2018.2.23

本文来源:章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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